媒体天马丨齐霁教授在《团结报》发表理论文章：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深远意义

《团结报》2026年10月22日5版

1936年10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，红一、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（今属宁夏西吉）会师，两次接续完成的主力会合，共同构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大会师的完整历史图景，标志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各路红军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，翻越雪山、跋涉草地，战胜恶劣自然环境，历经尖锐的党内路线斗争，最终在西北大地实现革命力量汇聚。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不只是军事力量的聚拢，更是思想意志、革命信念的深度聚合，保存了党和红军最为珍贵的骨干力量，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、迎接全民族抗战开辟现实基础。

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，并不是行军路上顺理成章的相遇，而是在极端险恶环境下，经过艰苦转战、同分裂主义坚决斗争，一步步争取而来的重大战略成果。长征途中懋功会师之后爆发的张国焘分裂行径，曾经给红军造成严重危机，能否实现各路红军共同北上，一度成为关乎革命生死的重大问题。

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，中共中央确立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兵力优势，拒不执行中央北上决定，公然另立“中央”，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，率部南下川康。南下作战遭受惨重损失，百丈关一战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，严酷现实教育广大指战员，南下没有出路。朱德、刘伯承等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坚持斗争，不断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性，反对分裂行为，为日后重新北上埋下思想种子。

1936年7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结束万里转战抵达西康甘孜（今属四川省），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，随即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。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等人坚定拥护党中央，对张国焘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，积极推动两军共同北上。在红二方面军的有力推动、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以及党中央持续的争取之下，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，同意部队向北进军，两支红军由此踏上奔赴陕甘的道路。从甘孜北上途中，红军还要翻越数座大雪山，粮食物资极度匮乏，沿途不断遭遇敌军的拦截袭扰，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行军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。

中共中央审时度势，作出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的战略部署。会宁地处陇中，是交通要冲，此地敌人兵力相对薄弱，便于红军集结休整。1936年10月9日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县城，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。红一、红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，拉开三大主力大会师的序幕。

此时红二方面军仍在向北急进，冲破敌军西兰公路封锁线，翻越六盘山。10月21日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左权、聂荣臻会面。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主力抵达将台堡，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。至此，红军三大主力全部完成战略转移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。会师现场，红一方面军为远道而来的战友准备了粮食、羊只、棉衣等慰问物资，久别重逢的指战员欢呼相拥。国民党耗费两年时间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破产，历经磨难保存下来的革命骨干汇聚西北，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。会师之后不久，红军发起山城堡战役，歼灭胡宗南部主力，这是三大主力会师之后打的第一场大胜仗，有力巩固了陕甘根据地，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。

红军三大主力会师，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节点，其历史价值不只体现在军事力量的会合，更体现在革命力量保存、党内团结淬炼、战略格局重塑三个层面，深刻影响此后中国革命发展走向。毛泽东深刻揭示长征的历史地位：“讲到长征，请问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说，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……总而言之，长征是以我们胜利、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。”三大主力会师，正是这一伟大历史结论最重要的实践落点，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首先，三大主力会师最大限度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，守住了中国革命的火种。包括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在内的四路长征大军，出发时总计约20.6万人，沿途补充兵力1.7万人，至三大主力会师时仅保存5.7万余人。经过两年长征，各路红军付出巨大牺牲，南方根据地基本丧失，部队人员锐减。但是历经千难万险保留下来的，是经过血与火淬炼的革命骨干，大批军政干部得到战争洗礼，理想信念经受住极端环境考验。会师之后，三支主力红军汇聚陕甘宁，形成统一的武装力量，结束此前各路红军分散转战、彼此隔绝的局面。正是依靠这批骨干力量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，扛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。

其次，三大主力会师是一次严肃的党内斗争实践，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。懋功会师之后的分裂危机，给全党留下极其深刻教训。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，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原则，坚决捍卫中央权威，同时采取十分审慎的策略，把张国焘个人错误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，积极开展教育争取工作。朱德、刘伯承、任弼时、贺龙等发挥不可替代作用，依靠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，推动部队回归北上路线。这充分说明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不是无原则一团和气，而是同错误倾向开展斗争之后达成的团结。会师实现之后，全党全军进一步确立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为后来应对西安事变、开展抗日战争奠定组织基础。

再次，三大主力会师重塑全国革命战略格局，推动国内政治局势朝着抗日方向快速演进。会师之时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，日本加紧侵华，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。红军三大主力集结西北，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。中共中央立刻举起抗日大旗，通电全国表达开赴抗日前线的坚定立场：“全中国主力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，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，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……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，为保卫晋绥，保卫华北，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。”红军以实际行动践行抗日主张，有力推动社会各界抗日救亡浪潮高涨，促进西安事变爆发与和平解决，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出现创造重要条件。从战略转移走向抗日御侮，红军完成自身历史角色的重大转换。

历史充分证明，三大主力会师不只是长征的终点，更是中国革命走向新局面的历史起点。